
在民主立法的巨大進步中,不可否認,我國立法中依然有待徹底消除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,消除“國家立法部門化,部門立法利益化,部門利益合法化”的現象。
其次,這信仰源自法治環境的熏陶。
法律信仰不是被灌輸出來的,被教導出來的。人們更多地是在社會生活的實踐中生發深刻的感知、與政府官員的互動中獲有現實的引領。
我們不能無視官場腐敗對民眾心態的傷害:官商勾結,巧取豪奪,一人得道,雞犬升天,百姓由激憤而無奈而麻木;我們不能無視上訪亂象對法治思維的誤導:“大鬧大解決,小鬧小解決,不鬧不解決”,直接刺激訪民的抗爭文化和投機心理;我們不能無視行政暴力對公平正義的挑戰:強征土地強拆民宅在城市化浪潮中一再上演,導致群體性事件接踵而來;我們不能無視官員雷語對法律信仰的褻瀆:“我就是法!”直接挑戰社會的底線和百姓的常識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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